反思與回憶：與中醫同行，以社會學的角度看中醫業發展

我最近讀到一篇早於去年九月刊登的新聞，令我想起先父一幅幅生動的畫面。報導是關於一名註冊中醫因涉嫌處方未標西藥成分的藥膏而被捕；那成分是「醋酸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 acetate)，屬皮質類固醇。讀到這新聞使我想起，自稱中醫師的家父在我兒時，亦曾給我處方藥膏，治理皮膚痕癢的問題。藥膏的包裝為英文標示；多年後，我用字典查到藥膏原來含類固醇。

在我兒時，家父經常幫我治病。記得一次我五六歲發燒時，父親曾給我一種膠囊藥丸。幾日後，雖然燒退了，但我卻感頭暈，且軟弱無力。後來，我懷疑那藥丸含抗生素。在整個青少年時期，每當我喉嚨感到痛楚，西醫都給我處方抗生素，卻往往把康復時間拖長。就是這些經驗驅使我在喉嚨感染時向中醫而非西醫求診。

這全都是半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時至今日，媒體每年仍會有一兩宗關於中醫處方西藥的新聞報導。不妨說句公道話，我對中醫的童年回憶並非一面倒負面。當我和弟弟出暗瘡時，父親便給我們快速見效的中成藥。這些包裝妥當的藥能在藥房買到，肯定是中藥。

此外，我亦有機會近距離見識中醫的社交圈子。家父曾帶我出席中醫協會的周年聚餐。在那裡，父親一面與「叔伯」們打麻雀，一面互相吹噓他們「威水史」，往往肆無忌憚地炫耀自己的醫術。

在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中醫地位低微。我仍然記得父親在所謂的「診所」內張貼出一張「證書」。十三歲時的一天，我因為無聊，用自己的基礎英語及一本字典查「證書」上的英文，竟然給我發現那張並非醫生執業證書，而是商業登記證。在「職業」一欄，所寫的是「賣草藥的人」；嚴格而言，父親只是賣草藥，而非醫生。在那年代，中醫中藥根本沒有監管。家父大概是自學並自稱中醫，他的診所就設在我們屋企，招牌就掛在大門外。

我並不覺得這有甚麼問題；畢竟，那是他謀生的方法，更何況他確實幫助過許多人。可是，把當年的情況放在今天的香港，卻令人覺得有點天淵之別。在今日的香港，我們一方面看到有部分老中醫仍在傳統藥材舖開藥，但另一方面，我們見到更多經過大學培訓，並正式註冊的年輕中醫在現代化診所工作。在過去數十年，中醫業經歷巨大的變化。我其中一項研究把這次轉型形容為中醫的專業化長征，而這個轉型亦成為我近二十多年研究的主線。

我兒時開始累積的個人經驗，促使我在香港大學社會系修讀本科及哲學碩士課程時，想過以中醫這個職業社群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八十年代的社會學，以有關階級、性別和政治議題的研究為潮流。現在視為重要的教育與健康議題在當年卻被看成是「軟性」題目。結果，我以香港工人階級的工潮及集體行動作為碩士研究的題目，雖然這題目在那年代看似合情合理，但卻缺乏創意。

在2000年前後，我終於遇到以社會學角度探討香港中醫學發展的契機。在香港中文大學，我的前輩李沛良教授是早期其中一名專門研究健康與醫療問題的社會學家。當時，一名想研究中醫學的博士生希望李教授成為她的論文導師，但李教授卻無暇親自指導。結果，我獲邀出任聯合導師。這名學生欲探討九七後的中醫業發展。我即時想到一個與自己興趣吻合的框架，那就是以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中醫納入主流化體制的過程。自此以後，中醫專業化便成為了我研究工作的重點。

開始時，我以中醫如何被納入香港的醫療系統為研究的切入點，包括要求新入職的中醫通過強制性考試並正式註冊，在大學開設培訓課程，以及成立具備統籌作用的專業組織。因為這些措施，中醫開始更為制度化，在某些層面，與西醫更為接近。我的研究視角強調政治機遇及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定位。面對九七回歸的契機，市民的民族身份認同日漸增強，中醫從業員利用這有利的意識形態，推動他們的訴求。中醫從業員的訴求亦受到官方認同，中醫藥發展被納入《基本法》。雖然仍難以跟西醫相比，但較殖民時代的邊緣化狀態，已有顯著的進步。

利用該學生收集到的研究資料，我們成功在一份著名的醫療社會學期刊刊登一篇文章。當時，整體氣氛樂觀。首任特首董建華推崇中醫藥，甚至提及建立一個類近數碼港的「中藥港」。九七後的中醫使用率的確有所上升。看到給自己的任務已近完成，我便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包括青年與不平等議題等其他範疇，暫時放下有關中醫的研究。

直到2015–16時，當時的特首梁振英建議成立城中首間中醫醫院。這消息本是正面，卻引起部分業界人士的憂慮。我對此暗感疑惑，於是重新檢視數據，發現看漏了—個趨勢，就是中醫使用率自2000年起開始下降。當我思考這問題時，一名準博士生前來找我。他來自一個中醫家庭，父親和弟弟都是中醫，他自己亦一直依賴中醫治病和調理身體。他本來打算研究社會運動，我問他：「何不選擇更貼近你經驗的議題？」

他同意我的建議。我們於是一起完成了兩個有關中醫專業化的研究項目。透過檔案研究及深入訪問不同世代、訓練途徑及執業環境亦相異的從業員，我們發現專業身分認同上的差異。有部分中醫聚焦臨床成效及承傳，其他則強調學術培訓及標準化，亦有部分受訪者會思考到中醫藥在公共衛生能扮演的角色、以至社區醫療以及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向。

這些不同的身分思維反映出背後不同的培訓渠道（大學或是師徒制）、執業場所（診所、藥材舖、公共服務計劃、非牟利團體、跨境執業）及不同世代中醫的不同經歷。我們並沒有把這些分歧和差異看成問題，反而成為我們認真審議和討論問題的基礎，讓我們能更進一步探討中醫醫院、中醫專科發展、中醫與公共醫療系統整合，及如何有意義地結合中西醫治療等議題。

在中大工作26年後，我於2017年加入香港教育大學。在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支助下，我的團隊完成了一項規模前所未有的註冊中醫調查。我們集中探討七個範疇：人力資源、執業資格試及持續進修，中醫醫院，與西醫從業員的互動，發展中醫專科的途徑，規管及專業參與，把中醫服務納入公共醫療體系，以及在大灣區的機遇與挑戰。研究目的在於勾勒出培訓背景、工作環境及制度瓶頸，從而給政策制定者，就行業當下的狀況及理想的未來提供一個具體而務實的全貌。

我們之後改為探討需求方面的狀態。2019年，我們從多角度探討中醫的使用情況，包括進行覆蓋全港的電話調查、診所調查及深入訪問長期使用中醫服務的人士，以了解他們對中西醫的態度、作出醫療決定時的考慮、一般狀況及需要、對中醫醫院的期望，以及對中西醫協作模式和中醫扮演的公共醫療角色的看法。新冠疫情爆發令實地考察變得更為艱巨，幸好我們的研究得到「中醫藥發展基金」的支持，最終亦得以完成。

2019年的研究顯示，中醫使用率已長期停滯不前。為了進一步了解最新的情況，我們在2025年取得資助，研究疫後的中醫使用情況。結果顯示在新冠疫情後，中醫的使用率有顯著上升，女性和年長的成年人傾向結合中西醫療法。許多受訪者都肯定中醫的預防作用及認同其安全性，甚至形容中醫「科學」。超過一半被訪者曾使用抗病毒的中成藥，並對其給予正面評價。看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改寫了許多人對中醫的看法，包括其在醫療系統的地位。

近年，我一直致力協助建立一個促進專業發展的對話平台，讓中醫從業員就政策交換意見、確定優先事項，並制定建議。這是一項迫切工作；相對西醫完善的制度化組織，中醫業的組織架構仍然鬆散，九七前後出現的改革動力並未能持續。缺乏結構性對話，各方的分歧會擴大，亦難以產生好的建議。

我特別關注年輕中醫的就業前景。我們的研究反映他們的起薪點低（人工往往比護士還要少），就業不穩，並逐漸出現供應過剩的情況，而且晉升途徑不明。更甚的是，部分行業組織未能全面認識上述問題，導致員工過勞及流失。我們曾與中醫校友組織協辦就業工作坊，並開始探討在本地大學就讀的中醫學生是否為就業作好準備。研究涵蓋他們的行業知識、對技術的自我評估、對就業前景的焦慮及社會資本，以識別學生的需求並提供更精準的支援。

我接觸中醫多年，真正希望的不是研究，而是能回饋中醫專業。我相信中醫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套適用於日常醫療保健的方案，對普羅大眾有相當大的價值。若我的工作能夠協助鞏固這個行業的實證基礎，強化其制度根基，並支援其融入香港的醫療體系，那便可讓更多人受惠。我希望中醫專業化的長征能夠穩健地，考慮周詳地持續推進，各持分者亦能以謙遜的態度彼此聆聽與學習。

註：趙永佳教授是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的社會學講座教授，亦是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國際交流）副院長。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博士課程，並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26年，其後，於2017加入香港教育大學。他目前的研究興趣包括教育、社會不平等、青少年就業與生涯規劃以及傳統中醫。此外，他亦透過新聞媒體，積極參與香港政策議題的公共討論。

備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註冊中醫涉嫌處方未標西藥成分的藥膏被捕（2025年9月4日）